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放缓势头,但我们通过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使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平稳运行，同时还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正在释放发展新动能，为全球实现更可持续的、平等的、长期的增长做出贡献。

一、经济下行但仍保持在合理区间

当前中国经济受趋势性周期性因素叠加、内外部条件交织影响，短期下行压力存在，但经济中新亮点新动能持续增加，经济整体仍保持在合理区间，仍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由多种原因综合所致。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呈逐年下行趋势，由2010年的10.6%下行至2014年的7.3%，今年上半年更进一步下探至7%，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趋势性因素。经历了30多年超高速增长后，受人口红利式微、环境约束趋强、技术创新不足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潜力出现下降。全球主要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潜在增速将下降2-3个百分点。二是周期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经济周期，当前正处于第四轮经济周期的收缩过程。三是外部因素。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也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密切相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把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3%，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依然脆弱。

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表现突出。一是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仍居前列。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仍然高出全球平均增速3.9个百分点，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增速5.5个百分点，高出欧元区国家、欧盟国家和七国集团（G7）国家6.4、5.9、5.6个百分点，高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约2.7个百分点。二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在30%左右。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27.8%，居全球首位。2015年中国经济如实现7%的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超过2007年，而当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曾高达14.2%。

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增长虽然短期“形有波动”，但仍保持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态势。一是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一、二季度均同比增长7.0%，延续了上年7.3%的水平而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二是就业保持良好势头。上半年全国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2%，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7.6%，快于同期GDP增速0.6个百分点。四是先行指标逐步向好。全国发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房地产销售、企业库存增加等指标呈现平稳向好，预示未来经济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二、经济结构优化实现发展动能转换

近年来，中国传统比较优势逐步消退，驱动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机制开始弱化，通过加快推进结构性调整，经济结构呈现优化趋势，发展动能转换效果初显端倪。

要素结构持续调整，效率提升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结合国外资本与技术引进，通过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实现经济快速发展。1978～2014年，劳动和资本数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7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占30%。但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本回报率逐步回落，以劳动和资本投入数量增加驱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动力开始弱化。为此，中国加快提升要素效率和推进技术创新。近两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幅度也开始逐步缩小，要素效率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与此同时，201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1%，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凸显。在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双重因素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0~2010年的25%左右提升至近年30%以上，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正在启动。

需求结构逐步优化，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火车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投资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最强的一架马车，2000年以来，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50%以上，个别年份达到60%。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前期20%以上的高速下降至15%的中高速水平，今年上半年更是下滑至11.4%的较低水平，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降至50%以下。与此相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以上。与此同时，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也从金融危机前最高10%以上降至2014年的1.3%。在投资需求和外需放缓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三驾马车”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需求结构逐步优化，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火车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投资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最强的一架马车，2000年以来，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50%以上，个别年份达到60%。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前期20%以上的高速下降至15%的中高速水平，今年上半年更是下滑至11.4%的较低水平，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降至50%以下。与此相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以上。与此同时，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也从金融危机前最高10%以上降至2014年的1.3%。在投资需求和外需放缓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三驾马车”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第二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保持在50%以上，是经济增长的传统产业动力。近年来，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4%，高于第二产业2.3个百分点。同时，随着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从前期10%以上甚至近20%下滑至10%以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迅速减弱。2014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速达到10%，超过了经济增速和整体工业增速；2015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速高出规上工业近5个百分点。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二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城乡区域结构趋于合理，城乡及区域差距收敛成为经济增长新因素。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而城市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中国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开放，推进沿海地区产业向内陆腹地转移。200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高于东部；2010年开始，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达到50%以上，持续超过东部，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与此同时，中国加快实施城乡均衡发展政策，积极支持“三农”发展。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3倍以下，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随着城乡及区域差距逐步收敛，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开始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新的空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回旋余地。

三、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也是带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为经济稳定增长持续释放制度红利。

简政放权改革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注入了不竭动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推动了投资审批和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极大地调动了民间投资热情，充分激发了市场活力，尤其是2015年实施“三证合一”以来，上半年新登记市场主体达到685.1万户，同比增长15.4%。简政放权改革还发挥出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的效果，新增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持续快速增长，扩大就业效果进一步显现。简政放权改革还为产业结构调整注入了动力，今年上半年，新登记企业中第三产业为160.7万户，占比80.3%，有力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更加完善的创业创新体系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具有重要意义。自2014年9月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求以来，在行政审批制、商事制度改革的带动下，有效激发了大众创业创新热情，2014年以来，全国日均新增市场主体一万家以上。今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从体制机制、财税政策、金融支持、创业服务、构建平台、激发活力、拓展渠道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创业创新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可以期待创业创新对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金融改革显著强化了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市场作用。重点金融改革稳步推进，已取得多方面实质进展。到今年5月末，包括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在内的第一批五家民营银行已全部获批，到6月25日全部正式营业。发布了《存款保险条例》，并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存款保险制度得以建立。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和一年期以上存款利率上限。目前，《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发布，银监会明确建立民营银行限时审批制度，以及将设立民营银行筹建申请的受理权和民营银行开业审批权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银监局，民营银行发展进入常态化阶段。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立法层面有序推进，有望按计划推出。金融改革稳步推进，有利于有效盘活和高效利用金融资源。

财税改革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防范化解宏观经济风险。“营改增”从2012年初起试点，范围已扩至全国，行业扩大到交通运输业和电信业。2014年实现减税1918亿元，促进了现代服务业发展，助力了经济结构调整。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融资，在十省市开展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试点，2015年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增加到5000亿元。启动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促进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化、透明化，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未来财税领域还将在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出台环境税、完善预算体制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有望通过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激发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户籍制度改革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延续了人口红利。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中国正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按照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的分类改革思路，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落户农民工还将逐步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等权利。到2015年8月份，全国已有超过20个省份出台了省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农民工落户城镇后，不仅由于需要为其提供保障性住房而产生投资需求，而且还因落户后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逐步与城镇居民趋同，既可以扩大消费需求，也可以提高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四、中国继续与全球分享发展红利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随着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在参与全球事务和国际治理中的地位将不断提高，将履行更多大国职责。中国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将有效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通过引进外资使发展成果为全球共享。外资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近年来国内资金相对充裕，但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基调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也不会变。2014年，中国就已成为最大外资流入国，当年吸收外资规模达到1196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同比增长1.7%。即便在全球投资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依然逆市而上，2015年上半年吸引外资增长了7.7%。为了促进外商投资便利化，中国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把外商投资核准制基本上改为备案制，目前还在推广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中国已经和美国、欧盟的BIT建立了谈判机制，未来还将继续为外商投资营造公开透明、平等竞争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领域，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外资进入中国的领域更为宽广，方式更为便利，使外资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分享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红利。

通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注入新要素。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保持较快增长，2014年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已达6.55万亿元，同比增长41.6%；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达到1.05万亿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1865.6亿元，同比增长117.9%，外商直接投资8620.2亿元，同比增长92.4%。先后设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及“沪港通”股票互联互通等机制，构建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获批总额已超过1万亿元。通过向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和主权财富机构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等举措，促进人民币发挥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到2015年4月末，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在境内外持有债券、股票和存款等人民币资产余额约为6667亿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望进一步深化。

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动力。2010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目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中国正主动利用产能规模优势，加快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与印尼、埃及、拉美等地的合作已取得初步进展。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通过多领域和宽范围的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把中国产能的比较优势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相对接，更好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及工业化的现实需求，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为世界经济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

通过生态文明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迈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议题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自主、明确地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至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这些目标是根据现实国情与发展阶段采取的自主行动，既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自身需要，也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担当。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对全球经济贡献达到30%左右高水平背景下，在保证“基本生存和发展排放”的同时，不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增量影响，让世界分享中国绿色化发展的新红利。